接到维珍的电话的时候，我正想打给她。
“阿项，我得了血癌了。”电话接通后，这是她的第一句话。
我并没有进入状态，握着手机站在原地，有些发愣。怎么突然开起这种玩笑来了，维珍并不像是这样的人。
然而紧接着听筒那头便传来了她哭泣的声音。我顿时有些慌。
“别……别着急，你慢慢说，慢慢说。”我下意识地这样安慰。
她抽泣了好一会儿，开口时话音带着哭腔：
“阿项，我好想你，你能不能来看看我。”
“好，我这就来。你现在在哪儿？”我当然只能这样回答。她抽抽噎噎地报了市里一家医院的名字，我默默地记下了。
挂了电话，我仰面躺倒回身后的床上，闭上眼睛。
过了一会儿，我再睁开，房间里的一切一如往常，这间狭窄逼仄的出租屋总是令我心情压抑。手机还握在我的手上。
看来不是梦啊。我这样想。
血癌。
冰冷、沉重，极远又极近，极熟悉又极陌生。
我扶着额，坐在床边，窗外的阳光比往常更刺眼，我的头隐隐作痛。
去医院的地铁上我一直在想她的事情。
曲维珍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们交往大概已有一年多。大学时我是高她两届的学长，在文学社的招新日，我们第一次相遇。
“曲维珍，名字不错。”我看了她递过来的申请表，娟秀的字体让人联想起春天的柳枝。
“啊，谢谢……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有点俗气……”她的声线是那种细弱的感觉，我抬起头看她时，她正将齐颈的短发撩向耳后，目光相接的一瞬，她立即羞赧地埋下了头。
看起来真像个初中生呢。我心里这样想。
“维珍就是处女的意思，所以你的英文名叫Virgin咯？”我头也不抬，在纸上“唰唰”地书写着。
“啊？诶？我……我不知道有这个意思。我英文名不叫Virgin，叫Amy……”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慌乱。
“噢，这个真的有点俗气。”我将她的申请表放进待审核的那一堆里，站起身来，向她伸出手，“欢迎加入文学社，我是项崖白，请多指教。”
她像是受惊的小动物一样往后退了一步，说起来她的个子真的很小，比我矮了将近二十厘米，大大的眼镜后面是透着迷茫的双目：“咦？不用做什么考核之类的吗？”
“你看这才几个人来报名，咱们都快关张啦。现在是个人都要。”我开了个玩笑。
如我所愿逗笑了她。她终于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轻轻和我的握了一下。那双手白而柔软，有些凉。
于是她就进了文学社，那一届我们总共收到了五个人，是三年以来最多的一次。
维珍在文学社很受欢迎，原因大概是看起来比较好欺负。大家喜欢差使她做事，也喜欢开她的玩笑。她的话不多，丢给她的活，她都一件一件地去做了，拿她开玩笑的时候，她有时会抗辩几句，大多数时候都是羞红着脸一声不吭。
“曲维珍，你是不是喜欢咱们项副社长啊？”一次他们这样说，维珍的表情像是被电了一下，几乎要从座位上弹起来。
“没……没有，副社长已经是……是社长的了。”她把头别向一边，绞着手指头。大家就一齐哄笑起来。
这孩子的心里还真是藏不住事。我在社团活动室的角落画着素描，饶有兴致地旁观着这一切。
那时文学社的社长还是我的女朋友。我也是为了她才加入到我并没有多大兴趣的文学社来，负责为他们的社刊画插画。后来我与她分手，她直接退社去了舞蹈部，反而是我一直留了下来。不过也没留多久，那已经是大三时的事情了。
我在美术方面有天分，也很早就下定了靠画笔吃饭的决心。因为是碍着女朋友的面子才加入的文学社，所以在筹备社刊那一两个月以外的时间，我其实并不怎么去社团报道，大多数时候都腻在美术室画画，和美术社那帮家伙厮混在一起。偶尔去一次时，文学社的家伙们看见我进门，立即开始起哄：
“曲维珍，你家副社来啦！”
“不……不要乱讲！”每到这时，维珍就十分的手足无措，涨红着脸，扁着嘴，看上去几乎要哭出来。
“好了好了，维珍还是个孩子，大家别欺负她。”我往往这样带过话题。
“噢噢噢，维——珍！看咱们副社叫你叫得多亲密！”也偶有穷追不舍的时候。于是我也跟着大家一起笑，看她慌乱的样子。
等到大家终于又回去干自己的事情了，我就走过去轻轻地揉一揉她的头发：“好啦，别生气，他们没有恶意的。”
我确实将她当成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看待。
她的脸依旧红着，视线投向地板。
当然，我也知道她怎么看我。
维珍喜欢看书，这也是她会加入文学社的原因。不过她不喜欢说话，从来都是一个人默默地在活动室的角落看自己的。当有人招呼她去做事时，她就轻轻叹一口气，将书翻过来扣在自己的座位上，小跑着过去。
久而久之，她常坐的那个位子就成了她的专座，平时大家各做各的，聊聊天，扎堆嬉闹，除非有麻烦的活儿，没人会去打扰她。她就自己默默地看书，一本又一本。
“看什么呢？”我问她。
她几乎被吓了一跳，抬头看看我，又低下头去。
“《悲惨世界》。”她小声地说。
“好看吗？”
“嗯。”
“你喜欢雨果？”
“喜欢。”
“《巴黎圣母院》好看，看过吗？”
“嗯，看过。”
“不错，我也喜欢雨果。你还可以看看他的《九三年》。”
“嗯。”
我并不喜欢这种问一句答一句的交流，相对而言还是健谈的人比较得我欢心。于是我摊了摊手，站起身，又向我位于角落的画架走去。
“学……学长如果想看的话，我看完可以借你。”她像是鼓足了勇气似的说道。
已经走出两米远的我听到这句话，停下了脚步。
“哈，不用啦，我以前看过了。”我回头朝他笑了笑。
她“哦”了一声，看起来有些沮丧。我有些无奈地走回去，拍拍她的肩膀。
“不过，还是谢谢啦。”
医院那股来苏水的气味一向是我所讨厌的。我穿行在光线阴暗的楼梯间，走上三楼，身边来来往往的人，面目上都透着虚弱与悲戚。
病房里的采光倒是不错，维珍躺在靠窗的病床上，穿着病号服，捧着一个白色的碗，拿勺子小口小口地吃着某种羹汤一类的东西。
“嘿。”我向她扬了扬手。
她看见我来了，将勺子搁下，又将碗搁下，对我挤出一个微笑。她的脸看上去很苍白。
我走过去，病床旁边的妇人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她头发斑白，眼神看上去浑浊而疲惫。
“这是我妈妈。”维珍说。
“阿姨好。”我向她点点头。
“是珍珍的男朋友吧？”她向我笑了一下，“你们聊，你们聊。”她将椅子让给了我，向病房的门口一步一步走去，脚步缓慢而沉重。
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母亲，看得出是一个平凡的老实人。维珍的父亲在她小时候过世了，她的母亲拉扯着她长大。这是在我和维珍交往之后才知道的事情，说实话，并不太能看得出她在单身家庭生活的痕迹。
当然，也许是因为在那之前，我并没有多么细致地观察这个女孩。
我坐下，握住她的手，很凉。
“医生怎么说？”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我斟酌了好久。
“阿项……”我的掌心，她的手微微颤抖着，“血癌……是治不好的吧？”
说着，眼泪就扑簌扑簌地落下来。
我不知道该以什么表情面对，直到现在，这件事情依然让我感觉很没有实感。
死亡是一件离我太过遥远的事情。至今我所有相熟的亲戚朋友都活得好好的，我亦从未想象过有朝一日他们会离开。然而现在，我的女朋友告诉我她得了绝症，命不久矣。
我感到不知所措。
“咳，谁说的啊，白血病嘛，怎么就不能治了？能治好的。”我定了定心神，我很清楚，眼下我必须要说一些鼓励的话，于是我扯动嘴角给了她一个灿烂的笑容，尽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元气一些，“现在的医疗水平比以前高多了，有好多种办法治呢。化疗啊、干细胞移植啊之类的，都……”
“可我们家没有钱啊。”
我沉默了。
唯有这，是无法克服的困难。
“不要担心，有我在呢。”最后我只好这么说。然而我知道在这方面，我并不能提供什么帮助。我与父母有些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他们弃我不顾许久，而我自己的事业刚刚起步，正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阶段。
眼下我所能做的，除了讲些隔靴搔痒的片儿汤话，并没有其他了。
维珍低垂着眼帘：“我妈身体也不好，她那份工作根本赚不了多少钱。现在我又……”
“会有办法的，会有办法的。”我握住她的手，眉头紧皱，“你只要好好休息，好好配合治疗就行了，知道吗？”
她露出了一个勉强的微笑：“谢谢你这么跟我说。”
我知道我是一个懦夫，我想逃走。
毕业那年，我和维珍在一起了。表白的是她。
会答应她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彼时我刚刚同另一个女孩分道扬镳，想想与她谈一场恋爱也并不是什么坏事，便接受了她的告白。我并不否认当她站在我面前，双手颤抖着将那封樱色的信笺递给我时，那胆怯、羞涩、却又像是鼓足了毕生全部勇气的神态，触动了我心底的某一根弦，然而我很清楚，在这之前我对她的感情，并没有达到喜欢的程度。
我的相貌并不俊俏，异性缘却出人意料的好。这两年，暖男这个概念变得流行起来，而在我眼中，中央空调这个词更适合形容那一类人，或者说，形容我这一类人。
我身边从来不缺女孩，我与她们中的每一个都保持着近似于水到渠成的某种关系，换句话说，每一个都只需要临门一脚，便能手到擒来。
但是，我并不觉得我有多么喜欢她们。
我清楚吸引乃至俘获异性的技巧，却又对爱情有近乎偏执的理想化猜想。爱情是一种有极强排他性的东西，我这样想。一种我的世界里只有你，你就是我的全世界般的感觉。然而对于在我的短暂生命中，能与这样一种情感相邂逅，我并没有这种自信。
因此我只依据本能中的欲望寻觅伴侣，相对于人类，这种做法更像野兽，不过我乐在其中，我是无人可挡的追猎者，温柔就是我的爪牙。
那时维珍对我的意义，不外如是。何况她还是自觉主动地跳进了我的陷阱。其实我一直以来并不把她当成我猎艳的目标，我更喜欢那种与我同类的女子，双方相互猎食，各得欢娱，表面你侬我侬情热如炽，其实都心知肚明。
维珍不是这样的人，她纯洁得像一张白纸，提不起我的兴致——当然，许也有不忍玷污了它的成分在里面。但如今她是送到嘴边的肉，那么不吃白不吃。
于是我们开始交往，然而我很快意识到，这块肉尝起来到底还是颇有些味同嚼蜡了。
维珍是一个很闷的人。交往后我们时常一起出去玩，每次都是我走在前面，而她亦步亦趋地在后头紧紧跟着，像是我牵着的一条家犬。我安排好所有的事情，她只负责赞成、服从，从没听她说过自己的意见。
“今天想去哪儿玩呀？”
她摇头。
“偶尔你也安排点什么活动嘛，说想玩啥，我带你去呀。”
“随你。”她露出一个微笑，依然摇头，有些怯怯地轻拉住我的手。
也许有人会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吧，然而相信我，时日久了，你便会乏味。
我使出浑身解数想活跃起二人之间的气氛，然而总是徒劳。我的笑话能让她笑，我讲的故事也能让她听得入神，可是除此之外，几乎再没有更多的反馈。这种有来无回的交流模式，每次都让我深深地感到挫败。
有好几次我几乎要发火了，然而我是个从来不对女性发火的人，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我的一条戒律。
但是，维珍比我想象的敏感得多。我的不满、失望、愤怒，即使全都被我好好地压在面皮之下，还是从不知什么角落泄出一丝气息，让她嗅到。
每到这时，她的脸色便灰暗起来。那是一种混杂了怯懦、自责、无措的，哀伤的神色。她的眼睛大而水灵，我总感觉那双眸子随时都泫然欲泣。于是我的心也无可奈何地软下来，反而像是我伤害了她似的。
就这么一次又一次地心软着，莫名其妙地一年就过去了。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，约她出来吃饭，吃到一半，她放下手里的果汁——说什么她也不肯喝酒——凝视着我。
“怎么啦？这样看着我。”我笑着问她。
“我……我有一个请求！”
“诶？说来听听。”听她要提要求的那一刻，我竟有些惊喜。
“以后……我想叫你阿项，可以吗？”她咬了咬下唇，闭着眼睛快速地说道。
我愣了一下，接着便是一脸的哭笑不得了。我跟她交往一年了，她一直叫我学长或者副社——尽管我大四的时候就已经退出文学社了，甚至不怎么叫我的名字。我对她会提出一个奇怪或者可能过分的要求是做足了心理准备的，然而这个要求还是让我绷不住笑了出来。
她一直小心地观察着我的表情，见我露出这样的神色，顿时有些沮丧起来。她似乎感觉我在嘲笑她。
那个瞬间我意识到，这个女孩自有她的可爱之处，一种独特的、令人不得不心生怜爱，缴械投降的可爱之处。
我摸了摸她的头，笑道：“行啊，就这么叫吧。”
然后她呆了一下，也笑了起来，那微笑从她的嘴角慢慢地绽开，一种很温暖的笑容。
她的身子就好像是透明的琉璃，我永远可以一眼瞧见她晶莹剔透的内心。真是一个没有任何城府的好孩子啊。
每当这时我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后悔，因为我并不真的像个男朋友那样爱她，只是逢场作戏一样，把一个优秀伴侣该做的事情都逐一完成。用手法、技巧之类的道具，给她搭建一个有着冰冷内核的温柔乡。这样的温柔乡，在我这儿是量产产品。
我隐约地觉得，她不该被这样对待。然而那种愧疚只会持续片刻的时间。
我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亏欠她什么，我只是不那么爱她。我这样对自己说。
不像她爱我那么爱她。
维珍很少主动联系我，基本上都是我找她。然而在我毕业找到工作之后，生活就一下子开始匆忙了起来。每个月大量的商稿几乎让我不得不将所有醒着的时间都投在作画上，当然也就没有闲情逸致去扮演我的好男友角色了。因此，我甚至不知道维珍住院的消息，在那个晴天霹雳的电话打过来之后我才意识到，我已经两个月没看见那张瓷娃娃一样的脸了。
这让我感到歉疚，我深知我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。作为亡羊补牢，我的日程表从此多了去医院看望维珍的一项。每天下午五点，我便会准时停下手中的画笔，带上为她熬的汤，前往医院。第一天给她带汤去的时候，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
“怎么，难道看不出来我的料理技能是满点的吗？”我这样打趣道。但是我很清楚，她并不是因为我会熬汤而惊讶，而是惊讶于我会为她熬汤。
事实上我自己也有些惊讶，我感觉我做得似乎有些过了。按道理维珍如今已是罹患绝症之人，我早就应该抽身离去，另觅新欢了。我并不在乎背负负心的骂名，我早当自己是没有心的戏子。既然并不爱，我便没有留下的理由。然而我却留下了。
最后我将我有些反常的行为归咎于责任感。我自诩还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男人，既然还没有分手，男朋友该做的事情，我还是得做。
去医院去得多了，逐渐和两个人熟了起来，一个是维珍的医生，另一个则是维珍的母亲。
医生姓华，是个三十来岁的青年人，我称呼他为华医生，尽管总是不慎漏掉第二个字。不过他倒是随和得很，“我大学的时候就有人叫我华生啦，可惜最终也没有找到福尔摩斯。”他这样说。
华生的脸上终年挂着笑容，说话声音不轻不重，很有中气。医生表现出怎样的态度对患者的影响是很大的，既可以是天使，也可以是无常，显然华生选择了前者，而且做得相当不错。
“嗨，维珍，感觉怎么样？”每天他会来询问维珍三次，我能目睹的大都是下午的那一次。他永远是一副积极而乐观的模样，细心地询问维珍的感受，鼓励她勇敢面对病魔。然而，每当我看到这幅场景，心里总会涌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哀，医生对病人总是不吝惜鼓励的，但是以华生的身份，在他的鼓励下打起精神、鼓起勇气，最终却依然躲不过死亡命运的人，他应该是见过很多的了。医生这个职业，比所有人都更清楚人类在宿命面前的无力。
“当医生很辛苦吧。”那天和他一起在医院的吸烟区抽烟时，我这样问他。“很多时候即使医生和患者都很努力了，该死去的人依然会死去，无论心中怀着多少的希望，总是被命运无情地扼杀掉啊。”
“是啊，我以前也跟你一个想法，那段时间我几乎快要发疯了。”华生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吐出袅袅的烟雾来。他的烟瘾很大，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，这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抽烟的医生。
“不过，后来我就看开了。”他晃了晃手中的烟，火光闪烁了一下，“努力过了，总比直接放弃希望要好。那样在走的时候，不会那么遗憾。”
他看向我：“你知道吧，如果病情糟糕回天乏术，一般来说医生是不会告诉病人本人的，总会跟他们说，一点小毛病而已呀，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就会康复的呀，其实，病人没有那么容易骗过去的。自己的身体，自己清楚，生命要走到尽头了，自己会有感觉的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“于是病人和医生之间就会有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，表面上一起喊着战胜病魔的口号，其实已经在考虑身后事了。生命的最后一程，谁都想留下点美好的回忆，而不是遗憾，你说是吧。”
“华生，你跟我交个底吧。”我弹掉已经老长了的一段烟灰，“维珍的情况到底怎么样？”
“不容乐观。”他说出了令人丧气的四个字，语气却轻描淡写，也许是见识得实在太多了吧，“她们家经济不太好，一直攒不够做骨髓移植的钱，而且即使做了，成功率也就在百分之三十左右。可能会在术后半年内复发，可能连手术都撑不过去，但是这已经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了。”
我默默地将烟在垃圾桶上按灭。
我感到心脏有些钝钝地疼。
维珍的母亲是个朴实的女人，身上的衣服每一寸布料都透着廉价。她的五官依然能看出隐隐然的秀气，也许年轻时也是顾盼生辉的美人，然而如今只是个随处可见的，被人生榨取得几乎干枯的中年妇女。
她无法终日陪在维珍身边，她必须出去工作，以维系维珍高昂的治疗费用。这对母女在这座城市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亲人，反正我是没见过其他人来看望维珍——噢，学校里的同学来过一次，多是文学社的。这帮家伙还凑了些钱给维珍，大约有三千块左右。那个装钱的信封递到维珍母亲的手上时，这个女人几乎要向他们跪下，还好我和另外一个男生在后面拉住了她。大家都面露尴尬，留下些早日康复之类的话语之后，便各自离去了。那之后也甚少再见他们来过。
她比我第一天见到她时更加憔悴了，尽管在面对自己女儿时她依然努力地强颜欢笑着。然而维珍是多么敏感的人。
我注意到，她也在对自己的母亲做出同样的强颜欢笑表情，然后在母亲侧过头去的那一瞬间，两张脸都瞬间黯淡下去。
每天目睹这样的场景，让我感到压抑。
我为维珍心疼，现在的感觉似乎有区别于以往那种不分对象的“我见犹怜”。
除了第一天见到我时她哭了以外，我再没有见她掉过眼泪，她总是以一张笑脸面对我，尽管那笑容时常是虚弱的。我注视着她弯弯的眉毛与翘起的嘴角，时常对这笑的意义感到迷茫。那似乎有别于她对母亲的那种故作坚强的笑颜，像是发自内心地欢喜着，然而我又能隐约闻出那笑容背后痛苦的气息。
这种矛盾感就是我为她心疼的理由。
到了当月稿费寄来的那一天，我也拿了三千块钱给维珍的母亲。这钱来得不易，我不过是个刚毕业没多久的新社会人，本身就挣不了很多，三千块已经是我积蓄中的很大一部分了。将那并不算厚的一沓钞票递出去的时候，我的手都在微微地颤抖着。
真的要做到这一步吗。我在心里这样问自己。我从来没有谈过如此沉重的恋爱。
曾经我也经历过种种的悲欢离合，然而于我看来他们如同一幕幕精彩的戏剧。可是这次的情况不一样，死亡的气息离我如此的近，我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了。
维珍的母亲将钱接过去了。她不住地说着谢谢，这次倒是没有要跪的意思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我是绝不擅长应付那样的场面的。
“没关系的，阿姨，医生说了，只要好好配合治疗，这个病是很有希望治好的。”我握着她的手说道。皮肤的触感像是干枯皲裂的树皮。
她悲伤地摇了摇头，把手抽离出去，抹了一把眼泪。转身走进病房去了。
“上天对我们不公平，一直都是这样的。”打开门的那一刻，她转过头对我说，“珍珍能遇到你这样的好男人，已经很幸运了。”
以前有人夸我好男人，我都要在心底窃笑的，为自己精妙绝伦的演技。然而现在我并没有想窃笑的感觉。悲凉的表情像是因为惯性，一直留在我的脸上，我目送着那个妇人走进病房，佝偻的背在墙上投下变形拉长的剪影。我彻底、完全地入戏了，由戏子变成了剧中人。
又过了一个月，我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忙，实在是抽不开身去看望维珍了。眼看要到年关，签约的杂志社在为新年的贺岁特刊马力全开地忙碌着，我一张接一张地画稿子，色调都是喜气洋洋的红，画面上的人物个个笑得灿烂开怀。可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出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儿，她忍受着病痛与孤独的折磨——听说最近在做化疗，治疗并不比疾病本身来得让人感到轻松——身边只有她日渐消瘦，有时还需要她来安慰的母亲。每当想起这些画面，总让我难过得无法移动手中的画笔。
新年照例是没人陪我过的——以往也不怎么有，无论是朋友还是女朋友，新年都是陪家人的时候。于是我给维珍打电话，打算去医院看看她的情况。
接电话的是维珍的母亲。“维珍下午动手术，骨髓移植。”
她的声音听起来比任何时候都要疲劳，然而我依然能听出语气中的那份喜悦。
我愣了一下，接着也忍不住笑起来。找到合适的骨髓，攒到足够的费用，这两样都不是易事，然而终于是让她们做到了。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，然而，终于是让她们做到了。
“太好了，我这就过来。”我一边对手机那头说着，一边飞快地披上衣服。
一定要平安无事啊。打开家门冲进冰冷的北风中时，我这样祈祷着。
到达病房时，病床已经空了，维珍刚刚被送进手术室。我又冲到手术室门口，“手术中”的红灯醒目地亮着，门前的长凳上，维珍的母亲蜷在角落打着盹。
我轻手轻脚地在她身边坐下，然而她还是醒了过来。“噢，你来啦。”她看了我一眼，微笑着说。
“嗯。”我也回馈给她一个微笑，“维珍进去多久了？”
“刚进去，大概有二十分钟吧。”她回答。
然后我们都不再说话了，窗外暮色渐渐西沉。又过了一些时间，不知不觉地我也睡着了。
手术室的门打开的声音不大，却同时惊醒了我和维珍的母亲。几名护士将维珍推出来，她的脸色是苍白的，闭着眼睛。“麻药的劲儿还没过，还在睡。”护士简单地说了一句，又推着她往病房的方向去了。而紧跟着出来的是华生，他走得缓慢，看上去相当劳累。
“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”维珍的母亲忙不迭地迎上去。
“手术本身还是成功的。”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“接下来就看她自己的运气了，三分之一，你们知道的。”他对我们俩分别点了点头，露出一个苦笑。
“那就好，手术成功就好……”维珍的母亲捂着心口喃喃道。
我过去同华生握手：“大年夜的还要做手术，真是辛苦你了。”
“医生嘛，是这样的啦。”他朝我笑了笑，歪一歪头，“去那边抽一根？”
我的手已经摸出了烟盒。
那一刻我由衷地相信：奇迹是会属于凡人的。
再接到维珍的电话时，又是一个多月以后了。“阿项，一起出去玩儿吧。”她说。我欣然应允了。
见到她时我着实吃了一惊。她看起来比以前要瘦弱一些，疾病到底是摧残了她年轻的身体，但是她脸上却有了一种以往未曾见过的开朗，一种乐观向上的劲儿。对我来说这着实是一个惊喜。
“想去哪儿玩呀？”我问她。
“去打电动吧！好久以前就想去了！”她回答道。
对于她这个提议我感到有些讶异，他居然会对电子游戏感兴趣。然而我还是答应了。“走吧走吧。”她看上去很开心，主动将手伸给我。
我牵住她的手，柔软而温暖。
真像是变了一个人啊。我想。
当天带她去了市里最大的游戏厅，几乎把所有的游戏都尝试了一遍。她对跳舞机热情高涨，乐颠颠地蹦了大半天。玩完出来，她满头大汗，笑得乐不可支。
反而是我有些担心：“嘿，你病刚刚好，玩这么high没问题吗？”
“没事啦，话说我还真是很少来这种地方呢。”她转头看着游戏厅的大门，眼里满是留恋，“里面真是好吵啊哈哈哈，不过，真有意思。”
“咦，以前没来过吗？”
“其实来过……”她挠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，“以前自己一个人偷偷来玩过，玩了一会儿觉得实在是太吵了，而且也挺无聊的，就走了。想不到这么有意思。”
“那是，跟我一起来玩的，能不有意思吗。”我有意调笑道。
“是呢，都是因为这是跟你一起来的呀。”她却直接顺着我的话头说了下去，“明天也一起出来吧。阿项。”
接下来的几天，每天都与她一起出来，去了许多之前一直有打算却没有去的地方。她的气色依然不太好，然而看起来却一点都不像病中之人，精神的力量确实比想象中要强大。游乐园，博物馆，水族馆……城里有意思的地方都让我们逛了个遍，工作之后我好久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了，和维珍的相处仿佛洗去了我所有的疲劳。
我们甚至一起骑车去郊外踏青，晚上便在野外露营。我们躺在各自的睡袋里，紧紧地挨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，她声音轻柔，呼吸搔着我的耳朵，那时我想，能有这样的一个女朋友，真的是太好了。
“福尔摩斯和华生去郊外露营。夜晚，福尔摩斯叫醒华生，说：‘华生，看着这漫天的星斗，你想到了什么？’华生想了想，答道：‘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卑微，在这广阔的宇宙之间，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啊。’”我给她讲着白烂的笑话，“‘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？’福尔摩斯又问，‘你想到了什么？’华生好奇道，‘蠢货，我们的帐篷被偷走了！’”
尽管这个笑话已经老掉牙了，她还是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几乎喘不过气。
那笑声像银铃一般。老掉牙的比喻总是如此准确。
“真希望我们能一直在一起。”好不容易笑够了，她仰面躺着，突然说出这样的一句话。
我愣了一下。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来我其实是个不知疲倦的猎艳之人。
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谁的身边停下脚步，我对爱情与长相厮守从来都不抱幻想，这是我最重要的人生信条之一。
“嗯，我也是。”然而我还是这么说了。现在即是永恒，就这一刻，我只希望在她的身畔安然入睡，不用去想明天。
维珍找到我时，我正在赶稿。
“抱歉啊维珍，今天不能陪你出去玩儿了。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站在我家门口的她，“今天下午再不交稿我的编辑要吃人了。”
“哦……”她看起来并不怎么失望，“那……我能在旁边看着你画吗？”
我愣了一下，这个要求出乎我意料：“唔，这个……”我有些犹豫。
“我保证不会打扰你的。”她这样说道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：“那行吧，你进来吧。”
出租屋很狭小，因为我独居，家里甚至没有一张多的凳子。维珍盘着腿，坐在我乱糟糟的床上，我坐在工作台前奋笔，留给她的只有一个背影。
我是一进入工作状态就会非常忘我的那一类人，一开始还偶尔招呼维珍几句“想喝水吗，那边有饮水机”之类的，到了后来便浑然忘记了这间房间里还有第二个人。下午五点，我终于丢开画笔，用一声解脱的叹息结束掉今天的工作，这时才意识到，维珍已经在我身后默默地看了我很久很久。
“抱歉抱歉，就让你这么干坐了一天。”我不住地对她赔着不是，“你也是的，怎么突然想起来来看我画画啦？还一看就是一天，多没意思啊。”
“我只是想多看你一眼，”她轻轻地说，“想把你印在我心里。”
情话我说得多，也听得多了，这并不是多么出彩的一句。然而维珍是一个几乎从不说情话的人，我已经看了太多她的内敛，而鲜有目睹她直白的一面。于是此刻反而是我一下子有些局促起来。
“啊，你一定饿了吧，咱们叫外卖好了！”我突然一拍掌，说道。
于是叫来了麦当劳的外卖，有说有笑地吃完了。
“哟，还附赠了优惠券，”打扫战场时我发现了意外惊喜，“不错，下次跟你一起去的时候就可以用了。”
“可是……谁知道还会不会有下次呢？”
她低着头，突然说了这么一句。我脸上的笑僵住了。
那一瞬间，她好像又变成了以前的那个维珍，羞涩，胆怯，敏感，甚至带着一种若隐若现的自卑。夕阳在她的身躯上镀上一道金边，将她的脸淹没在背光的暗处，她看上去是那样脆弱，脆弱得像一块透明的琉璃。
最后，我像很早以前就常做的那样，轻轻地揉了揉她的头发——她现在的头发短了很多，像春天的原野上还未来得及茂盛的新芽，因为化疗的缘故，当年的一头长发已经离她而去了——说道：“别胡思乱想，医生都说了，手术很成功，所以你一定会康复，我们一定还会再去的，一起去。”
她突然环住了我的脖子，不顾一切地亲吻我，我几乎吓了一跳。这个吻是如此突如其来而又疯狂，直到我几乎窒息，她才将手松开。她的脸红得像窗外的晚霞，额前的发丝凌乱，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光。
“来吧，阿项。”她扯开了衬衫的纽扣，我看见了她素白色的亵衣，和胸前那一片无瑕的雪原几乎融为一体。“来吧。”
我终于难以自持，将她搂入怀中。
我们赤裸地躺在床上，那床过于狭小，我们紧紧地相互偎依。白色床单上有一片鲜艳的红，像青藏高原上绽放的一簇格桑花。
“你还记得吗？”我看着天花板，“上一次，也是在这个房间里，我想要你的时候，你打了我一个耳光，哭着跑出去了。那个时候你还没生病。”
“记得的。”她笑了起来。
“为什么呢？”
“想不起来啦，可能是怕疼吧。那个时候我……嗯，很多东西都让我害怕。”
“刚才你觉得疼吗？”
“疼啊，疼死了！”她说着，嗔怪地打了我的胳膊一下。
“今天为什么又愿意了呢？”
“是啊，为什么呢——”她拖了很长很长的一个尾音。然而，我最终没有听见她的回答。
过了好久，我几乎以为她睡着了，耳畔却又突然传来她的声音。
“阿项。”
“嗯？”
“帮我画张相吧。”
“诶？怎么突然……”
“可以吗？”
“嗯。”
于是我起来为她画像，用的是我并不算擅长的油画。当我问她你想要素描还是水彩还是板绘时，“随你。”她微笑着回答，像以前一样。
维珍看起来并不准备留宿在我家给我当模特儿，于是我为她拍了一张照片，她蜷缩在床上，阳光在她牛乳般的肌肤上像有实体般流淌着，除了没有翅膀之外，她看起来真的像是一个天使。
“明天把画给你。”我将她送到家门口。
她并没有搭我的话茬，默默地将鞋穿好后，她站起来，凝视着我的眼睛。
“阿项，其实我知道的，”她很认真地说，“你大概……没有那么喜欢我吧。”
然而，不等我回话，她就将食指轻轻地贴在了我的嘴唇上。
“但是，没关系的，我还是喜欢你，只要我喜欢你就好了。”
“我不敢奢求什么，我害怕给别人添麻烦，所以我也不敢奢求你像我爱你那样爱着我，只要你还能让我陪着你，就已经很好了。以前我是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，但是现在，我想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”
“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”她拥抱了我，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要长，“谢谢你。能遇见你真是太好了。”
这场病确实改变了她。我目送着维珍从我家门口那条路离去的背影，她的脚步轻快而坚定，脊背挺得笔直。她不再是当年那个时常被不安所笼罩的，无助的小丫头了。她如今也有了温暖别人的能量。
是的，我想和她在一起，一直。第一次，我对一个女孩有了这样的想法。
维珍还是死了，就在她来我这儿的第二天。手术后的排异反应在那个夜晚要了她的性命。
华生说得对，人在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，是会有感觉的。
我在出租车上接到了带来维珍死讯的电话，那时我正在将刚刚画好的画拿去装裱，打电话来的是华生。
“节哀顺变。”他说。我知道这是他最不愿意说的四个字，然而作为一个医生，他已经说了太多次。
我放下手机，车窗外的阳光和几个月前我接到维珍的电话时一样刺眼。我突然想起来，那时我正准备给她打电话，为了跟她提分手的事情。
那时还是万物凋敝的深秋，然而现在已经是春夏之交。在这个象征万物新生的季节，我的维珍永远地沉睡了。
一直以来我将她的陪伴当做理所当然，她从不开口向我索求。我给她一点好，她便感激；我冷落她，她便失魂落魄。我所给予她的只是我随手便能施舍的温存，却温暖了她生命中最暗无天日的寒冬。我相信她留在我眼底的最后一个笑容是真实的，那一刻她拥抱的是她的全世界。
最后她终于也成为了一颗初升的太阳，却在光芒刚刚照进我心坎的那一刻熄灭了。
我在出租车里放声大哭起来。我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个女孩流过这样多的眼泪，我的灵魂似乎都要化成液体夺眶而出。
大约我是遇到爱情了。它来的时候太过悄无声息，走的时候我惊觉它已经融入了我的每一寸肌骨，剥离时的痛楚蹂躏着我全身上下所有的神经。只为了告诉我，它是真的存在的啊。
你若不存，我将安在？
后来我的画和维珍的遗体一起火化了，葬礼那天，维珍的母亲给了我一个信封，说是维珍留给我的。
信封里面是一篇很长很长的信，是她在生病时断断续续地写下的。我从未想过她那小小的脑袋瓜里会想这么多的东西，那些无法亲口说出的话语，在她的笔尖倾泻如洪流。最后的那张纸上没有其他内容，她在那张纸上写满了我的名字，“项崖白”三个字，大大小小，密密麻麻，铺满了整张纸，如泣如诉。我将她的信翻来覆去地读了很多遍，却始终不忍看最后一页第二眼。
那天的那张床单我不再用了，也一直没有洗。格桑花的颜色逐渐变成了难看的茶褐色，但那夺目的红已经永远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。即使得的是“白血病”，她的血依然是红色的，依稀有铁的味道。
维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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